刘邦会书法吗？
汉初，“书同文字”的政策得以全面推行。作为汉朝的开国皇帝、“书同文字”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之一，汉高祖刘邦的书法水平自然不容忽视。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汉武帝末年官藏书目录共三十八种，“字书”即文字学书籍有五种：秦丞相李斯所作的《苍颉篇》七章， 每章四句;中车府令赵高所作《爰历篇》六章， 每章三句;太史令胡母敬所作的《博学篇》十三章， 每章四句；齐人胡毋敬所作《仓颉篇》十七章， 刘安及其门客撰写的《凡将篇》十一篇和司马相如所作《凡将篇》十八章。 这五部著作皆成书于西汉前期，都是根据小篆书写而编成的字书。其中，《仓颉篇》和《爰历篇》是李斯所创制的小篆体字书，而由刘安及门客们编纂的《凡将篇》与司马相如撰写的《凡将篇》则是依据战国时期通行的秦国隶书字体（即俗书）写成的一种字书。这五部作品在汉代广为流行，对汉代以及后世汉字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据学者研究， 李斯的《仓颉篇》和刘安等人的《凡将篇》都已失传， 但《爰历篇》和《仓颉篇》却传世较多， 其内容基本相同， 只是篇幅长短不同而已。 班固著《汉书·艺文志》时曾引用《苍颉篇》原文多至百余字之多， 可知此二作原书篇幅甚大。因此，它们可能是五部字书中流传时间最久的一部。从现存的一些残本看，这些著作都属“集韵类编之作”——以韵统字， 便于检索， 体现了古代字书的“汇编”特点。 今人认为这些著作虽已残缺不全，但因其年代较早，仍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隶书发展演化和汉字形体演变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来看，作者不仅重视文字本身的研究，而且注重从实用性出发，注意文字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等。如《凡将篇》就收录了“夫”“车”一类只用于口语而不见于书面语的字词40多个。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同时，我们也能从中找到一些有关“隶变”的材料，从而可以进一步探索汉字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过程——例如，“始自隶人，是后乃有草、行书”的说法可能源于《苍颉篇》和《爰历篇》中的“隶书”或‘’古文’‘’’二字； ‘’之横出为‘’； “亡”、“方”二字的偏旁讹变为“”； “东”、“田”二字左部的“隹”(zhuī)讹变为“人”； “王”字点笔讹变为“一”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汉字隶变的极其珍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