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有国玺吗？
我国现有国徽和国旗，但并没有明确的“国玺”，但是历代帝王会有不同材质的印玺，用于加盖于诏书、文件之上以作标志——这种印玺称“玉玺”“玺鉴”或“宝印”等。 秦统一天下后制帝玺，汉承秦制，又有传国玉玺，唐高祖李渊得隋朝的传国玉玺，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时也有个玉玺，明成祖朱棣得元顺帝玉玺，清世祖福临得明玉玺。这些记载见于正史。 此外还有传说，东汉末曹操得玉玺，魏文帝曹丕得玉玺，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有“正月元日……各相贺，进酒作乐，并进椒柏酒，饮之令人寿长，又进桃汤、杏汤。俗说上柱国牛弘醉归，忽于榻上得玉玺。” 当然，这些玉玺并不是真正的玺，因为它们都不是帝后使用的印章，只是象征皇帝权力的一种标识而已。
至于真正意义的皇权印章—一皇帝的印玺，历史上确实曾有过，而且不止一方。 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越王句践》有载：“乃铸金作印，文曰’受命在夫差’。”这方印就是越王句践复国的信物。 西汉初年，刘邦为汉高祖，封萧何为主爵都尉，赏食邑八千户，而赐给萧何的印玺就是“汉高祖印”。 汉武帝时，乌孙国送太子入汉朝学习，武帝授予该太子一枚“汉德永安”的金印。
东汉·蔡邕《独断》卷下：“天子之印，龙钮，御宝也。凡制十六品：一曰‘受命宝’，二曰‘传国宝’……”这里说的“受命宝”和“传国宝”其实是一枚印的两面，皆刻有文字，是皇帝接受天命、拥有天下的信物。
三国·魏·王朗《皇甫谧传》引王朗《魏书》：“文帝东征孙权，大胜而归，吴将朱桓来犯，帝令甄胄、杜恕作书，以示孙权，其书后随军带到建业。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孙权遣使奉还帝玺及玉斧一支，并献白雉一只。帝得之欢然，谓群臣曰：吾收苏由、卫凯还，得苏伯阿草拟表章，今此玉斧，盖苏由所进奏之器。吴虽僻远，乃能如此修敬，朕甚嘉之。” 这支玉斧现在仍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它是西晋时期诸侯王通行使用的信物。 南朝·梁·任昉撰《述异记》卷上有载：“汉宣帝即位，匈奴单于来朝，宣帝令工匠刻白玉为玺，以赐单于；玺文云：‘严恭寅亮’（注：意为恭敬而光明）。” 这是汉宣帝赐给匈奴的印章，说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纪维优质答主在古代帝王眼中，玉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社稷的象征，谁拥有玉玺，也就意味着谁拥有至高无上的帝王之位，因此玉玺的重要性在当时被排在了一个极高的位置。秦王朝统一后，秦始皇把历代帝王传国玉玺和皇帝的印信统称为玺，又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叫玺，臣民不能使用，由此玉玺成为皇帝的专有印信。据载，我国最早的玉玺就是皇帝专用的印信，是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所镌制的。秦朝玉玺高四寸，方四寸九分，用上好的和氏璧制成，上纽为螭虎，并用蓝田美玉作副，刻有李斯以大篆所书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秦以后，历朝的玉玺制皆仿秦制。不过流传下来的玉玺极为罕见，传秦始皇的玉玺后来为宋宣和内府收藏，五代时不知下落。历代皇帝都重刻过玉玺。明朝在建文帝亡后，永乐皇帝曾重新镌制过一批国玺。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批明代玉玺（包括御宝的交龙钮玺六方、宝印四方和御赏、免死两宝），就是当时的遗物。
清朝玉玺制度于康熙时才最后确定下来，在清二十五宝玉玺出现以前，清代一直沿袭明朝旧玺。康熙五十五年，康熙皇帝下令玉工重新镌制了一批玉玺，以满汉两种文字镌制11方玉玺。这是历代帝王中首次用少数民族文字镌制的御玺。乾隆继位后，又以满、汉、蒙古、藏4种文字制玺14方。因这两批玺印共25方，史称“二十五宝”，清二十五宝一直沿用至宣统退位，民国初年被国民党当局运往南京。国民党失败时，这25方玉玺被运到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后新中国政府铸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印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章。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印章移交给国家档案馆保存，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由此可见，国玺是我国历史发展的见证，不仅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更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收藏历代玉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还特地给这些国玺修建了单独的房间以示保护。
现在，在人民大会堂的正中心——万人大会堂的讲台正上方，悬挂着一枚直径1.5米的仿制玉玺模型。这是国家政府的象征。在国务院办公大楼内，有一枚仿清二十五宝中“中华人民之玺”制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玺”，这是用于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国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