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窑怎么能用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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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康熙起,由于帝王对景德镇官窑瓷器烧造的需要极为殷切而频繁,甚至出现了御窑厂的产量都不能满足其迫切需求的程度,故此,不得不在民窑中加派御用瓷器的烧造任务。据清代史料记载,“近来圆(元) 穹所造(烧) 瓷器多已不敷应用”,“乾隆二年(1737) 五月,七十六号活计档内发下五彩茶钟一对,……再五彩茶钟五对,系年节各处呈进,派交唐英承做,……并交唐英,嗣后年节所进各处成造(烧) 五彩成对等件,着照此样烧造,……钦此。” 这些内府档案都说明了帝王对官窑瓷器烧造的大量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民窑中烧御用瓷器已是经常之事。特别是雍正、乾隆时期,宫廷需要的瓷器数量急剧增加,例如雍正十三年仅督陶官唐英为清宫烧造的御用瓷器(包括官窑和由官窑监造的御用民窑瓷) ,就达到170316 件。从目前传世品和清宫造办处(储秀宫、漱芳斋、养心殿、寿康宫、斋宫、静怡园、静明园、圆明园等处) 陈设瓷器及其它处收藏的唐窑贡瓷看,仅此数字的 1/5 也不到。其差额部分瓷器,在当时一定被销毁或散落社会,这也许正是我们现在在社会上能找到唐窑瓷器的原因之一。在这种大量的御用瓷器烧造需求的形势下,清宫帝王为了达到对御用瓷器严格质量要求的目的,除了在官窑瓷器上落帝王年款外,在御用的民窑瓷器上落帝王年款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在陈设于斋宫(北京北海公园内东北角) 的皇帝大婚时使用的荷包瓶上,既有带“大清乾隆年制”款的官窑器,也有带“大清乾隆年制”款的民窑器。这些“大清乾隆年制”款的民窑器,其款字结构与官窑器相同,但“大、清、年、制”四字笔划较官窑器稍纤细,而“乾隆” 二字的笔划与官窑器一样粗重。

有的清宫御用民窑瓷,其底款制作与官窑瓷款不甚相同,或为青花楷书“乾隆年制”,或为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例如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六旬万寿庆典时的御用瓷开光花蝶纹大盘,其底款为篆书“大清乾隆年制”6 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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