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篆隶书法兴盛原因？
一、金石考据之风的兴起。
乾嘉时期，随着对青铜器、石刻等古代文物的重视和收集、著录、考订工作的开展，人们直接接触到了古代文字，如大篆、小篆、石鼓文、汉隶等等，从而推动了篆隶书法的兴盛。
二、帖学弊病的日益显现。
自赵孟頫极力推崇王羲之、王献之以来，行书成为主导书体，而晋唐以来的法帖成为人们临摹的范本。随着习帖人数的增多，帖学的弊端也随之显露出来。帖学的弊端主要在于以姿媚取妍，缺乏力量，而且用笔多使转，少方折。书坛出现的这种倾向，正好被追求高古质朴的篆隶书所遏止，因为，篆书尚圆，有中和之美； 隶书尚方，有厚重质朴之风。因此篆隶书法的兴盛是对帖学流弊的一种矫正。
清篆书四大家
清早期的篆书虽为复兴阶段，但也涌现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傅山、朱彝尊、汪士鋐、王澍等。他们在篆书的发展上，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积累经验，促使清后期篆书出现高峰。
1、清中期的 “篆书四大家”
在清代中叶，篆书书法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篆书家群星璀璨，流派风格精彩纷呈，代表人物就是所谓“篆书四大家”：邓石如(邓实)、徐三庚、吴让之及赵之谦。
邓石如是清代最有影响的篆刻家，被公认为划时代的“皖派”鼻祖。他与文人派篆刻家以书入印的理论和实践相呼应，并且实践更加丰富，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对后世影响极大。在书法上，邓石如早年攻楷书，尤喜颜体，后又学北碑，曾得力于《太山石刻》、《天发神谶碑》等，中年以后专攻篆隶，后成就最高。其篆书对后世的影响超过其篆刻，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专攻篆隶的书法家，“有清一代之书家自先生始”。
吴让之在40岁以后专攻《峄山碑》，将邓石如的方法运用到《峄山碑》中，使其“静而容动，温而不烈”，他的篆书与邓石如一巧一拙，刚柔相济，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
徐三庚的篆书以小篆为主，他宗法李斯《峄山碑》，上溯秦汉诏版铭文、权量诏版等。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变化而出以己意，将秦诏版、钱币文等的笔意掺入小篆，创造了独特的“金蝉翼”篆书。
赵之谦学篆取法石鼓文，又将邓石如与吴让之熔为一炉，更吸取《天发神谶碑》、《三圆神碑》、《禅国山碑》及秦诏版、古钱币文等的用笔方法和气息，参合己意，遂自成一家。他在篆书用笔上，变前人中锋圆厚的笔法为方、为侧，笔画提按的幅度大，用笔轻重对比强烈，字势欹侧，富有动感。
2、其他杰出篆书家
与“四大家”同时期或稍后一些卓有成就的篆书家还有杨沂孙、吴昌硕等。
杨沂孙，清代晚期篆书名家。咸丰二年(1852)举人，官内阁中书。能诗工书，于篆隶最精。他的篆书初法邓石如、吴让之，后由《峄山碑》渐攻石鼓文，于篆书用力最勤，成就最大。
吴昌硕精行楷、草书，尤擅写石鼓文。他是继邓石如、赵之谦之后以“印外求印”创获卓然的又一杰出篆刻家。曾得任伯年指授，以篆书入画，将中国画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