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洋器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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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图片! 这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发行的“双币券”,正面图案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侧面像,背面则是天津英租界的街景。此券由英国代理发行,由英格兰银行印铸,票面价值50便士,当时折合中国币4元。 这张钞票的样式是英帝殖民地政府常用的纸币版式——正面的女王半身像必须露出皇冠,且要露出左侧头发;而背面的图案则必须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或地理特征。所以这张纸币既反映了英国的审美,也暗示了天津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再一个,还是民国时候的。这玩意跟鸦片战争有点关系。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帝国主义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住在钦差大臣指定各处。应纳各税,按以往例,尽行蠲免。” 所以呢,英属印度和中国的一些地区开始种植鸦片,以满足两国国民的瘾癖。但鸦片属于毒品,在中国法律里也是严禁的。于是两国就此事打了口水仗,英国方面要求中国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而中国方面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双方始终没有谈拢,这事也就这么拖了下来。 这个僵局被一个广东人打破了,他就是林则徐的儿子林溥龄。此人历任外交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是个精明能干之人。他看到了父亲手定《江宁条约》中的这一条文有漏洞可钻,于公元1938年赴英斡旋,以“交涉员”的身份和英国外交官员反复协商,最后英方同意将“居住”改为“居留”并加上“从事正当娱乐”的字样,从而绕过了清廷《南京条约》关于鸦片贸易的禁止条款。

这个字句的改变,让鸦片在中国合法化了,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非法贩卖鸦片的罪恶生意一直存在。 而上面这枚货币正是在这一时期发行的,正背面图案上的钟楼和市政厅即是英属印度的标志性建筑物。 下面这玩意就更厉害了。看背面,一艘巨轮正在乘风破浪,船头飘扬的是帝国主义的旗帜——那时候日本刚刚侵占了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关外九省”,北洋政府虽未沦陷但也屈从于日本的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因此正面镌刻着“冀平津保道路畅通”的句子。 这是伪满在冀东一带发行的公路票,面额为5圆,是现在存世量最多的伪满纸币,目前市场价一张在15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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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炮:当时是清廷最感头痛的急需品,国内虽有用土法仿制的,但火药装填不实,不能与外货争雄,军民均不愿使用,进口洋炮有各种滑膛枪、抬枪和开花炮等,进口量不断增加,由十九世纪初期年约三十万杆或六七十万杆增加到1858年的100万杆以上,价值高达175万两白银。据当时清朝官吏称,中国内地“各省市镇人民,皆好购用英美造之花枪。各省兵,亦皆好购用花枪、鸟枪,不乐用(本国制造的)抬枪、线抢”。清廷曾多次严申禁令,禁止洋炮进口,但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打开国门,此后该商品仍不断涌入。

洋棉:印度棉纱、棉布初入中国市场时,因其价廉质好,内地竞喜用之,一时“市肆有以致远”而获利。鸦片战争以后,外商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设厂的特权,加以使用近代机器和廉价劳动力,使所产棉纱棉布成本大大降低。1872-1881年,即后10年中,棉纱进口比前10年增加两倍以上;1865-1885年,在20年问棉布进口增加了10多倍,进口值占中国棉纺织品金额的65%以上。国内手工业生产的传统棉布,因无法与外国廉价机制棉纱、棉布竞争,日趋衰落。近代的棉纺织手工业主要集中于通商口岸附近各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沿海乡村棉纺织手工业破产更为严重,如江苏松江、太仓等地“松棉不织,大半改种木棉,转鬻淮、徐、凤、颍,以济缺乏”。天津附近的东安县,“以绩麻织布为业者,占十分之二三。自通商以来,西国以机器织成布匹运至通市发卖,价廉而工细,民间乐其易购,工纤者争市之。”沿海很多地区由于外纱、外布浸灌,“机杼倚门之歌”而“断矣”。洋纱、洋布大量涌入,对传统手工业生产以猛烈冲击,不仅松江、太仓等地机纱难以为继,即河北东部和山东烟台、龙口近郊的手工棉纺织业也“几于无衣可织、无纱可纺”。

洋铁:包括条铁、锅铁、白铁皮及各种锡铁薄板,1865年以后,每年进口增长50%以上,1870-1894年,进口洋铁比鸦片战争前增长了10多倍。进口铁器如大、小铁锅,洋剪子、洋钉等,几乎年有增长,进口值在五金杂货中占很大比重。

洋油:又称臭油,即煤油,十九世纪中叶,由外国输入中国,因其价廉清洁,便于使用,国内城乡普遍以它生炊和点灯,因而该货增长非常快,短短20年间增加了20多倍,1894年,输入达到286万担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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