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国进口塑料人物画吗？
有，但是极少。 我手里有一幅英国画家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1845年画的《香港与九龙的布景》，这幅画里有个洋人拿着两个空瓶子，上面写着“塑料”。 这幅画是英国作家和商人威勒比（H. G. Bohn）的夫人送给他的礼品之一。当时她正在香港旅行，想要送给丈夫一件能代表香港的礼物，就请人绘制了这幅包含中英文字样的油画。后来，这副油画被制成铜版画，收录在威勒比1865年出版的图书中。 除了这幅外，我还见过另外两幅清末的外国画家画的含有塑料字样的画作。一幅是法国传教士郎斯泰因（Jean-Denis Thibault）于1890年左右创作的《北京景》，现藏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另一幅是美国摄影师、外交官艾伯特的妻子伊莱恩·艾伯特（Elaine Auerbett）所绘的《汉口街头》，现藏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
这三幅画上，都出现了“plastics”“celluloïd”“celluloid”“souffle d’acier”等字样。不过，这些画中的“plastic”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塑料的意思。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工业革命正在兴起，而东方的大清王朝也正在走向衰亡。在这个时期，西方开始大量制造以“plastic”为名的各种产品——主要是用硝化纤维制成的仿皮革制品。这些产品因为价格昂贵，所以被大量使用于制作装饰品、家具、交通工具的内部装潢以及手术用的假牙和假发等，而不是用来制造生活必备用品。 那么，为什么只有这三幅画里有出现“plastic”的字样呢？这是因为这三个画家都是外国人，而且都是专门绘饰外国风光的。他们笔下的香港、北京和汉口，正是那个时代西方人心目中亚洲最繁华的都市，因此也最容易被西方人当作象征大清的“标志性建筑”。而其他更多的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风貌，则是很难入他们的眼的。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哪个欧洲人到了西藏或者新疆，画出一幅当地民众生活状况的画作，还题着“plastic”的文字，会被认为是很奇怪的事……
在十八世纪末叶，英国人从东方买进大量茶叶、瓷器、纺织品等货物，而中国不购买英国货物，造成英国大量白银外流。英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便向中国输入鸦片，而当时吸食鸦片在中国是合法的。英国商人牟取暴利，清政府开始认识到鸦片的祸害，决心禁烟。英国政府便以禁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战争，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零年）六月，英国政府派兵船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八月，清政府派钦差大臣琦善与英国签署了《穿鼻草约》（由于清政府不满意这个条约而没有正式生效），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八月，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鸦片战争期间，有一位英国画家叫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Allom，一八一五年—一八七二年），1843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随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首任英国驻华领事公使璞鼎查（Sir George Bonham Bingham，第一代Bingham伯爵，一八○七—一八七四年）访华。罗兰森利用这机会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从香港开始，沿着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南京以及到天津，他以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民族风俗、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等为创作题材，创作了许多风俗人物画。璞鼎查回国后，将罗兰森的中国风土人文景观等242幅绘画作品，于1843年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展出了，接着在巴黎和柏林也展出，这些作品对英国及欧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们对遥远的东方大国——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来罗兰森将他的绘画作品整理成册，于1843年在英国伦敦由费利克斯·格林·卡洛（Felix Grundy Caro，一七八七—一八五七年，他是一位以生产铜版画著称的出版家和铜版画艺术家）出版了画册，画册名为《CHINA；ILLUSTRATED》，是一本介绍东方文化艺术的书籍。书的前言是这样写的：“这本书包括了画家托马斯·罗兰森对英国驻华使团中一些值得纪念的事件，以及他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不同风俗人情的各种生动的描述，这本书是一个艺术家在一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他游历过程中他的画笔跟随他到达了所有重要场合……他的作品与他之前其他来到中国的艺术家的作品相比，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并且使我们有幸了解一个迄今为止还是相当陌生的民族。”
这本画册是用铜版画技术制作的，印刷在铜版纸上的，当时是采用石版法、钢笔法和蚀刻法，然后再用植物染料手绘上色、装订成册的，它的装订非常精美讲究。每本画册的封面都用塑料板作封面。这样，这部画册是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好的材料制作而成的。这本书的封面是用塑料作的，我推测这本书印刷出来以后，被船运到了中国，当时中国的海关还没有严格地检查进关的书刊物品，因此这本书流散到了中国，经过一百多年流传到今天，这本画册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损坏和遗失，真是一种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