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碑学在何时兴起？
碑学兴起时间应该是在清朝中前期，具体的时间节点我暂时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但可以从张怀瓘《书断》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张怀瓘在评价汉隶的时候说“汉隶得庄老之意，不知结构之疏密，布白之均匀，但觉其自然遒丽”；而在评价魏碑（其实就是北魏墓志）时又说“方笔为主，点画皆成方形……有若刀戟，峻利傲兀”。 这里张怀瓘明显是褒汉贬魏，原因是东汉末年社会处于混沌未开状态，“人咸知礼义而无所用智巧”“士族敦让，百姓朴陋”(曹植《周南祀五帝赞》)所以书法自然，而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发生改变，“人文勃兴”，于是字体结构逐渐严密紧凑。
其实张怀瓘在这里已经提到了影响碑学兴盛的两个因素，一是朝代更替时的乱世导致“书艺退步”（实际不是这样）、二是文风转变带来的字体结构的变化。这两个因素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你看现在提倡复古的人总是在骂隋炀帝和李世民。 关于第二个因素还要多说一点，我们现在的汉字字库主要来源还是唐代颜真卿等人所写的楷书和行书，但是唐朝是一个尚文的朝代，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祖先是鲜卑人——拓跋氏，所以唐朝人有一种自我怀疑的精神属性在其中，这一点与汉朝大不一样。比如杜甫写诗好把唐代的世称“小李白”的王维狠狠骂一顿，韩愈写文章喜欢怼天怼地，柳宗元更是写了著名的《柳州人民寄书》，这跟汉代司马相如等人那是完全不同的。
清代碑学的兴起，是对明末董其昌书风笼罩书坛以后“千人一面”习气的反动。在文字学上，清代考据学兴起，提倡文字的古学，重视金石文字。书法界从文字古学中得到借鉴，开始注意研究碑刻。以金石碑版文字为清代碑学之源。清代碑学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
清初，傅山、朱彝尊、高凤翰等人开始收集碑刻、研究碑刻。当时朱彝尊收集宋以前碑刻五百余种，作《金石文字目录》十六卷。高凤翰有《两汉西京碑目》四卷、《后汉东汉碑目》四卷、《汉魏诸石刻跋尾》六卷，他和郑板桥一样都喜临《瘗鹤铭》，郑板桥的书法，上承“二王”，下师《瘗鹤铭》，是南北书派的融合。他自称“既无意求工，故绝不求似，信手滑笔，便以自快”。
继起的是万经，他刻《秦汉金石碑目》十二卷，把古碑列为三品，品评其优劣。并明确以碑、帖对立而称道碑刻，主张“以帖论书者，信如言之皆是，而求备六体，竟鲜能之”。（清•万经《分隶偶存序》）他又以碑、帖对立而称道碑刻。他认为晋、唐以后是草率的今体，而秦、汉是“淳茂”的古体。他推尊秦汉，抑压晋唐，具有碑学理论的意义。万经所作的这些工作，给后来的碑派书家指出了途径。
接着，翁方纲开始以考据学家和书法家的双重身份宣扬碑刻，在书理上引经据典，大谈篆籀之风的古意，并从理论上初步提出了碑和帖比较的见解：“近时论书，动言六朝小楷，然古人真楷，皆本自篆分中来。魏、齐之间，犹略有仿佛。及至隋朝，王派（王羲之）日盛，而古法亡矣。……以钟、王真书较之钟鼎篆籀，犹刻舟而求剑也。”（清•朱履贞《书学捷要》卷下引翁方纲语）
到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手中，碑学理论达到高峰，其影响也达到遍及全国的程度。阮元任两广总督、两湖总督时，在广州等处设立“学海堂”、“诂经精舍”，广收学生，讲授经史小学，尊崇汉代经学。他有《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著称于世。包世臣推崇六朝碑刻，作《艺舟双楫》六卷，内收《历下帖目》、《答熙载九问》、《书小史补评》、《包氏帖目》等，进一步阐发阮元的北碑南帖论，推崇六朝碑刻，贬低二王。如称“秦汉之世，隶书通行，实由其时经学昌明，立师讲艺，笔札日繁，故易以简便之隶。”“后世作正书，字皆求美，而笔法无定则，故妍媸莫定。”又说“六朝、隋、唐碑石，以正法立于不败。唐初学书，先法此碑。如人学立行，先近于忠信……近世学者，多宗二王，二王古法，盖微茫矣”。（包世臣《答熙载九问》）这反映出他们以北碑、唐碑对抗二王新体的基本思想。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的《十病》、《卑唐》、《尊碑》篇中更进一步把碑、帖对立的理论推向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