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记单本有价值吗？
谢邀，但这个问题问得有点莫名其妙。 先说明我不是很专业的古籍整理者或古籍工作者，只是偶尔做做古文翻译、校正之类的工作而已。所以答案可能有错。 首先明确一点，古书有没有价值不能单看是否“古代”、是不是“礼记”来论定。古书的价值取决于多方面的原因，有社会性的原因（比如说当时的流传情况如何）也有图书本身的原因（比如说刻印质量如何？有无缺页残破等等），当然还有读者读后感召的原因(这种理由虽然牵强却也是有案例支持的，比如您翻到一本破烂书突然感动万分，觉得自己应当善待所有书籍，这就是感召的作用)。 但这里需要提一下，不管什么样的古书，只要它还是完整地保留了某个时期的文献面貌（不管是原貌还是后人整理过的情况）那么它就具有了无可估量的价值。哪怕是仅存一张纸的书，哪怕只是一张书页背面，只要是这个时期文献的原件或者原始资料，那就是不可多得的真品。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任何文献在流传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所损耗；不是增加一两句，而是整篇整篇地被添加或者删减，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罢了。所以如果保存着某种文献的某一种早期版本，不管是多么零散，那都是极其珍贵的，都可以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明朝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就是那个与太监斗智斗勇的贤德太后）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没读过书。后来被人拐卖到了徐州，做了王家的童养媳。
但是明神宗知道自己的亲祖母曾经生活在徐州并且无父无母之后，十分高兴，马上派人将这位老太太接到京城颐养天年，还亲自到城外迎接。两位老人见面的时候喜极而泣，万历帝亲自搀扶着慈祥的老祖母进入了皇宫。
这件事情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传为美谈。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让天下人都敬佩的祖母小时候竟然是一个文盲，不但不识字，而且说话都很结巴。当万历帝询问她童年生活的细节时，老祖母自己都觉得难以启齿。于是聪明伶俐的万历帝就自告奋勇地提出自己替老人家书写回忆录，把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不过这个伟大的想法最后并没有能够实现，因为万历帝的这位亲祖母并不是第一个想把自己一生的故事写成书的人。在她进宫之前，就已经有人动笔撰写她的生平行事了。那个人就是袁黄。
袁黄是浙江人，生于公元1535年，比李泰老太太多生活了78年。他从小天资聪颖非常爱学习，6岁的时候就能赋诗作文。10岁时候已经熟读《四书》和《五经》。12岁时就已经考中了秀才。但是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总是喜欢寻根究底，非要把它的前因后果搞个明白。这本来是个优点，但是在别的方面却成了致命的缺点。袁黄有个外号叫“袁扯淡”，形容他做事情不分场合乱说话。
公元1600年的时候，袁黄写了一本书，叫作《健庵诗钞》，里面有一首诗正是写的这位李太后的童年： “沛泽恩渊后，丰肌爱少年。只今垂髫伴，曾是弄珠缘。” 这首诗把一个贫穷无助，命运凄凉的少女不幸落入火坑又逢贵主的悲惨遭遇描写得惟妙惟肖。这首诗也确实是真话，只不过是好事者编撰出来的假话。 因为诗里所说的那片草屋其实就是袁黄的家乡浙江永嘉县城边上的人家。而那位被拐卖的姑娘实际上就是他同村的邻居。
更巧的是，当他写完这首诗之后不久就去拜访了自己的老乡，也就是那位官宦之家丢失的女儿。两人相见甚欢，聊了起来。袁黄这才知道自己笔下的诗情画意全是虚构的，姑娘们根本不可能有那种经历。袁黄不好意思地把书稿拿出来给姑娘看，姑娘看了之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全是你瞎编的。”说完转身跑开了。 后来这个故事被收录在他的别集《健庵长短句》之中，不过把他的诗全部抹掉，换成了“口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