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胡还有价值吗？
随着近代音乐史研究的深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的面貌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刘天华、阿辛台等音乐家对二胡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是，人们较少接触与思考的是，这一时期还有没有与刘天华同样或者接近其艺术水平与地位的二胡名家？他们创作与演奏的作品在当前还有没有继承者和研究者？它们对于今天的二胡艺术发展是不是还有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与研究现代二胡音乐艺术的发展脉络，梳理其流变和继承脉络，对于构建民族音乐理论乃至音乐学学科都是有意义的，而从二胡艺术整体发展史的视域审视与思考二胡艺术在新世纪的“中国道路”，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现代时期其他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现代二胡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点――既有阿辛台的西北地域风格，也有刘北茂的古曲改编及其北京风格，还有刘天华为代表的江南风格和新派风格；既有刘天华、阿辛台等精英文化艺术家，也有“瞎子阿炳”、“湖北三绝”等大众文化艺术家；既有刘天华、刘北茂、阿辛台等本土民族器乐专家和作曲家，也有储大卿、尹自重、张季翔等西乐专家和作曲家。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音乐历史舞台上，出现了由民族器乐家(刘天华、阿辛台)、西乐家(储大卿、张季翔等)、民间器乐家(“瞎子阿炳”等)等艺术精英构成的二胡艺术群星灿烂的局面，在二胡音乐艺术领域形成和开创了不同风格的学派和流派。二胡曲目、二胡艺术作品和二胡表演艺术空前发展，并成为现代民族器乐乃至整个现代民族音乐发展的引领力量。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二胡艺术时期”，经40－60年代的“二胡艺术过渡时期”和70－80年代二胡艺术再次发展时期，二胡最终逐步确立了当代民族乐器的首席地位和影响。这一历史过程和艺术实践证明，二胡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具有“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条道路和模式是与西方艺术小提琴艺术发展道路和模式完全不同的。
以刘天华为代表的现代二胡艺术大师，通过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在民族器乐艺术和二胡表演艺术上探索出了一条独具“中国文化”模式的道路，从而使二胡艺术在二三十年代完成了从小乐器到大乐器，从伴奏乐器到独奏乐器，从民间乐器到“华族国乐”的“历史性蜕变”。二胡艺术的历史实践和“跨越式发展”道路证明，民族器乐和民族音乐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民族特色和历史规律，这是完全不同于以歌剧――交响乐为主要代表的欧洲古典艺术音乐发展道路和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