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庚寅年是公元多少年？
1930年到1939年，总共出现了两个民国庚寅年，一个是公元前143年，一个是公元1930年。
1930年的民国庚寅年，其实也是一个特殊年份，既是庚寅年，又是民国九年。而这九年，也是中国史上最为动荡、最为黑暗的九年，同时，这九年里也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很多值得记录的事件、会议等等。
而今年的这个民国庚寅年呢，我们又该以怎样的眼光去看待、去理解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追溯那遥远的、却又极具意义的一次历史征程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初期，即20世纪三十年代之初，由于受日益激化的中国社会矛盾的影响，加上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大清洗国内势力，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极其动荡的局面。同时，由于清朝末年国民政府软弱无能，以致于五强虎视眈眈，都想把中华民国据为己有，所以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的局面
。
在这种情况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白崇禧、何应钦等，都相继看到了二战中各国力量之间消长变化对我国的威胁，也都意识到一旦日本侵入我国土，蒋日一旦爆发战争，以我国的国力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抗击日军的，到那时候就必然亡国。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以白崇禧、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内亲日派才在1930年策划并发动了“中原大战”。这次战争的真实目的是要削弱共产党和阻碍日军日后侵华。
“中原大战”之初，因国民党内的主流派、元老派均被蒋系收买或者消灭，白、何二人力援不尽，遂请日本人帮忙，出面借给白、何二人3000支枪和100枝小型炮，才勉强稳住阵脚，但二人损失惨重。战局不利，为了求胜，日本人又派人参加二人亲日的“海思俱乐部”，并帮助训练空军，投入大批军火支援。结果，在日军的暗中支持下，二人取得空前胜利。
但是，日本人的计策并没有成功，陈诚、李明扬、梁冠英、卢汉等反蒋势力联合反攻，日本人借以支持的白、何派被击溃。
白、何二人失败后，日本驻华大使馆便试图通过日驻天津总领事馆向中国北方的奉天、热河、察哈尔、甘肃等地一些军阀进行游说，以使这些地区形成局部独立。但由于这些军阀都有各自的打算和利益，日本的游说没有成功。
而这一时期中国虽然还处于北洋军阀的混战状态，但日本却已经看出了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在迟早要对它采取行动，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它必须在此之前先在中国找到相应的势力范围以作防范。而刚好在中国北方存在一些有巨大影响的异己力量，日本便以“助其脱离南京政府的控制”为目的开始支持他们。
也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矛盾和背景下，在1936年上半年开始了对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等地爆发了民族危机严重的“五·幸事件”。而在“五·七”事件之后，日本人便以“五·七”事件为借口开始在国内大肆宣传其“亚洲主义”，以迷惑国内民众。
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日本在华北的驻兵权之争取得了胜利，从此开始了大规模以华北为中心的侵略中国进程，至十年（1937）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
而早在1936年，日本国会议员、大亚细亚主义支持者冈野雄三便提出了《禁止歧视黄种人议案》，以“排除中日之间的仇恨、促进两国人民的亲善”为借口要求中国对“日华关系的改善做出努力”，实际上是要制造中日合种的舆论。
同年秋，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外交顾问西谷启治再次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高恩浩递交了《中日满关系概览》，称中日应为“兄弟之邦”。
接着在当年12月21日，日本向“满洲独立”的“满洲国”赠送了一面写有“中日亲善，复兴东亚”字样的锦旗，满殖监、满铁、南满洲宪兵本部等重要机关也相继送来了“中日邦交千秋庆祝”等字的锦旗。
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华北各地进行着各种“国民交流”、“兵训交流”等活动。特别是在1936年日本陆兵在河北山海关进行了名为“辽绥忠义援战演武”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9个中国驻屯军单位被禁止参与。
日本在华北的这些行为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让华北和中国其他部分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脱离中国的统一，为日本在华建立其势力范围制造依据。
而到了7月7日，全面侵华战争终于爆发，自此，日本开始一步步占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自此，中国开始了民族危亡、人民伤亡最为惨重的八年抗战；也自此，人类史发生了不可抹灭的这一段屈辱史和抗争史。